根据最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与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机动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[2007]11号）第一条规定，只要行为人明知是盗窃、抢夺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，买卖、介绍买卖、典当、拍卖、抵押或者用其抵押的，其行为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五辆以上或者价值总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的，即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情形，就要判处行为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在审判实践中发现，将“行为涉及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五辆以上”作为“情节严重”的情形，在量刑规定上不尽科学，理由是：

    一是“机动车”概念宽泛，种类繁多，价值差别很大，单以“数量”定情节有失公允。如买卖盗窃的五辆摩托车和买卖盗窃的五辆豪华轿车同属“情节严重”的情形，虽然在量刑上有幅度的差异，但因价值差别较大，仍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；二是可能造成主行为和从行为在量刑上的颠倒。盗窃、抢劫、诈骗、抢夺行为是主行为，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是从行为，如果主行为不构成犯罪，则从行为就失去了构成犯罪的基础。同时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，对犯罪主行为的处罚要高于对从行为的处罚。但是按照该解释“以‘数量’定情节”的规定，就可能造成主从行为在量刑上的颠倒。如盗窃犯罪的行为人盗窃五辆旧摩托车，其总价值六千元，后被人以低价买走。实施盗窃的行为人最高刑期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。实施购买车辆的行为人因为属“情节严重”，则要被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，造成对部分主行为打击偏轻，对从行为打击过重的后果，让人对解释的“公正性”产生合理怀疑，同时也操作有违立法逻辑。三是这一解释仅从数量上规定，让办案人员在使用时过于机械，其可操作性不强。

    为此，嵩县法院建议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对该解释进行修改完善。在修改时，应综合考虑行为人明知是知是盗窃、抢夺、诈骗、抢夺的机动车，买卖、介绍买卖、典当、拍卖、抵押或者用其抵押的具体情节、以及造成的后果等方面因素，使这一解释的规定更加科学合理，更适合于办案人员操作。